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自2003年以来基本稳定在55%，目前，中国商品贸易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5%左右是由外资完成的。

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过去学界在研究经济创新时，曾经有过创新主体一元论的观点，即只讲企业家主体，忽视其他主体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当今实际的。

要健全涉企政策制定的企业家参与机制，完善涉企政策和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联系企业制度。这是本源性的问题，下面的问题都是由此继发和衍生而来。要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专利是发明和其他技术进步的所有权。其中由于司法问题、执法问题、公务人员腐败导致的产权被侵犯的情况尤应引起重视。

被侵害的，应该予以保护。要认识到，企业家成为政府行政部门奴婢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此形势下，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两头夹击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进口。

但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严峻形势远不止于此。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1989年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对外关系也因西方制裁而面临僵局。问题是，国企改革虽然已经深入到所有制和治理结构的层面，却无法突破强制增长和党管干部这两大制度瓶颈。

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在快速增加，中国崛起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不仅如此，美国在中苏分裂后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对中国采用的自由主义的融合方式，显然比将苏联隔离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外的遏制战略要高明得多，代价也轻微得多，这正是1970年代初中美接近、特别是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中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战略考量。

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扩大垄断地位。第三，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产生的溢出效应，在地缘经济上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外资对国有企业的替代性竞争，引起国内正规制造业相对萎缩，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定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因此，中国既无愿望、也不具备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全面对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2001年11月的中国入世协定规定，中国一旦加入世贸，将立即执行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此同时，代表着正规制造业的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大大削弱了中国自主发展的基础。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并极大地提高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

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洞察。笔者将从发展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虽然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经济成功，却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

地方自足：内部整合的制度障碍 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美国对外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相当重视，并迅速做出了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为打破外交困局，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市场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措施。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中国的不发展则体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中国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2010年时，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0.5，社会关系极度紧张。能否自主设计差别化产品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根本差别所在。的确，经济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本身也是问题重重。

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前已是先进工业化国家，战后则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两大战略基石，更是美国构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成败的关键，因而，美国全力支持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为此不惜付出这两大工业国日后成为美国经济劲敌的代价。然而在中国，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部门是产业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地方自足的经济联邦制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何况，以市场换技术本身也会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性发展型模式产生消解作用。

到1990年代末，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以失败告终。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也急剧扩大，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不但对这些资本主义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并提供大量资本和技术转让，而且还默认其采取限制进口和外资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这是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对于中国应取何种发展战略，他的基本思路是倾向于外部整合。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区别了两类导致全然不同发展模式的整合方式：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和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进入专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 市场经济 全球化 。忧思与展望 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这正是依附发展在政治心理上的反映，表明中国已深陷全球化陷阱而难以自拔。

全球化与依附发展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达成双边协定。自由主义全球化，或曰外部整合，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上升。这一论谈判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关贸总协定，建立一个完全制度化的有强大约束力的全新的国际经济组织。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继续裁减国企工人，包括大型垄断国企的工人。1993年，中国政府确定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并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一旦发生通胀或外部需求下降，即面临灭顶之灾。问题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12]，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通过搭乘国际体系的便车、享受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如今却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如何应付？。笔者对于此类有关中国崛起过于简单化的断言提出质疑。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

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模式既谈不上是成功的，更谈不上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被称之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

有鉴于此，对全球化如此热衷的中国还能享有多长时间的和平发展？。魏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推动内部整合，甚至会令内部整合趋向恶化。

然而，外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却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福音。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